我“说了算”，这是一种当领导的感觉，这种感觉对很多城市政府领导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尤其是书记市长这样的角色。但是怎样说了算才是负责任的，怎样说了算才是能够推动城市或区域科学和可持续的发展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我研究政府决策如何更科学已有十几年的时光，中间有很多体会，几多辛酸。借着两会的东风，我又开始遐想，政府是不是会离科学决策更近了呢？看两会精神，感觉到两点：一是希望加强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弱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行业协会等不再需要主管部门，让社会组织充分发育。这两条信息拼凑起来，让我感觉到政府对中介组织参与决策，给政府的科学决策带来一点曙光。

我们是第一个进入房山的社会中介组织，第一个课题是硬碰硬的课题。良乡高教园区在1999年左右就是市政府的重点建设项目，但是经过三年，到2003年底的时候，还仅仅有几千万的投资。这边社会化投资人不作为，想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自己盈利模式不清的问题，那边北京工商大学急着开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内部很难拿出让两边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才粉墨登场。可以说，在房山区的第一个项目是救急，救急项目让政府看到了通过社会化机构，通过中立的观点，拿出客观的解决问题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兼顾各相关方的诉求，形成竞争均衡的解决方案，化解了矛盾和问题，推动了事物的发展。从此，房山区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了我们的身影。

在房山区近六年（2003年至2009年）的政府决策顾问实践中，我逐渐感觉到，政府对社会化机构参与决策是有重大需求的，只是在一个区域没有形成认知之前，谁也不愿意去做第一个吃螃蟹者。一旦这个口子打开，形成风气，区域的科学发展也就真的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甚至形成了科学决策的流程和方法。比如在房山区，一个区域开发项目，没有一个投融资规划是很难得到决策的。

那么所谓的社会化机构参与决策有什么好处呢？我先来讲一段故事。现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在一个城市里，书记、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在决策中的角色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算字。市委书记是“说了算”，市长是“算着说”，人大主任是“算说了”，政协主席是“说算了”。所谓“说了算”就是这件事情怎么确定，由我市委书记拿主意，我的决策就是最终决策；所谓“算着说”，就是市长得看书记的脸色，算计着市委书记是怎样想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怎样才能把书记的决策贯彻下去，并且克服很多书记想象不到的困难。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市长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其中，算的是个人的得失；所谓人大主任的“算说了”，就是在决策之前，人大主任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不应该，怎样好怎样不好，也不会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绕着弯说，生怕意见与书记的不一致，因此说出来的话都是言不由衷、似是而非，书记怎样决策，我都不犯大毛病。也就是我的意见表达了，问我的意见我也说了，因此是“算说了”；政协主席，说的话可有可无，但总要表达两句，识相的政协主席不会把自己可有可无的话看的太重，因此随便说两句，或者干脆不说，非要问到自己，就说坚决拥护，谁也不得罪，就算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此“说算了”，就是，算了吧，我说啥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好说的，要举手就举手呗。这个段子不能说是中国地方政府所有官场生态的写照，但是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城市是这样。

这样的官场生态是书记造成的吗？显然很多书记是冤枉的，因为书记是走马灯地在换，官场一直这样。好一点的官想打破这种生态逻辑，但往往无功而返，有的甚至危及自己的仕途。所以很多领导发出了“官场创新难，难于上青天”的呐喊。

其实，我也接触过很多书记，想干事也有冲劲，但经常是自己不了解当地情况，很多业务自己也根本不明白。这并不是说书记就一无是处了，很多书记是很优秀的，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整合能力，只要你给他的是真实的信息，也就是如果书记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知道解决问题的几个非常到位的策略，书记是可以决策的很好的。由于屁股决定脑袋，政府里的公务员普遍对上级负责，上级要干的事情就干，以满足上级的要求为前提，而不管这样的做法对事情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天塌下来，有领导顶着。

我研究过一些社会化的危机事件，其实，事情根本都不需要发生到引起暴力事件的程度，但鬼使神差地，问题就硬是演化到这个地步才处理，因为没有人对真实情况要怎样演化负责任，除了一把手。所以书记决策，没有得到第一手的真实信息，没有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站在各方的立场上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一定得到的是错误的决策。因此，政府制定的决策方案往往是一边倒——倒向政府利益最大化，方案的制定者还美其名曰我对政府领导负责任，我的屁股没有坐偏。可是现实社会是一个博弈均衡的社会，不是哪一方得利可以把事情办成的，更别谈干好啦。高层决策时是几个“算”字了得，具体经办单位只管领导怎么想，而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会怎样。成不成，怎么干，领导自己拿主意，所以这样的结果是能人政治，只有特别强的领导者才能办点实事，办点好事，办点正确的事。

过去很多地方领导也希望凡是有个参谋，能够听听社会的声音，但是受预算法和招标法限制，请个顾问机构难上加难，从而导致中国在现实决策中是这样一种怪胎，决策阶段最需要深度谋划阶段一般反而是没有预算的（也有可研，项目建议书等预算，但已经被流程化了，没有决策效力了），只有具体定了项目才能够有谋划的预算。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呼。”

过去投资决策咨询被政府所属的机构垄断，导致可行性咨询问题变成了可批性咨询问题。这些机构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也是通过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来实现的。未来，政府推进科学决策，推动决策顾问发展，需要打破行业垄断形成竞争，由不同的行业协会支撑出各种创新型决策支持性产品，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我们总是羡慕美国的小政府，目前在不发达的中国，小政府是难以为继的。两会报告和机构改革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政府决策支持的机会和空间，中国只有社会化组织高度发达后，政府瘦身的深度改革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我“说了算”这个逻辑就会赋予新的内涵，攀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