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广州恒大足球队不负众望勇夺亚冠冠军，使得各路人马像打了鸡血，党报的官方微博也于次日力挺了这一“土豪”主导的足球成功之路，并直言“相信市场、相信企业”的逻辑，这无疑是在阐发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支持性的呐喊。

中国政府网上刊登了徐百柯的文章，内容是11月1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强调改革进程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不能容忍地方打“小算盘”，给简政放权的大局打折扣。会议的一头在中南海，另一头在各地方分会场，这就像是一个隐喻。徐百柯文章的题目更是意义深刻——“国务院已布好开局，省市县须妙手收官”。可见，在中央政府看来，简政放权、推动市场化的关键是地方政府。

竞技体育的一次胜利竟被炒来炒去，甚至提到了关乎改革大局的高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把以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考虑，我们看到了中央政府加大改革，简政放权的决心和尴尬。恒大足球或恒大体育产业未来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功，这或未可知，但我们相信，恒大夺冠意义的被引申，本身代表了某种方向。

恒大的成功在于两点，一是“会烧钱”，敢于花大价钱网罗明星球员和教练，打造超强实力的团队，支付昂贵薪酬，形成巨大激励效应，并按照现代化职业要求，配套从训练、比赛到后勤的高标准服务体系；二是会管理，效法房地产行业管理流程，清晰划分职责权限，强调俱乐部运作的规范性与效率。恒大投入体育产业所形成的名片效应，也在房地产销售等方面获得了理想的回报。这就是社会资本的力量，能够把钱花得切中要害、花得有效果。

那么，作为联赛管理者的足协，需要做些什么呢？中国的足球血泪史中，足协似乎一直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最受人诟病的除了腐败问题，就是“外行人管内行事”，不按足球规律办事。有网友称，指望连个合理赛程都定不出来的足协来拯救职业联赛是不现实的，足协最该做的事情，不是用“12分钟跑测试”去帮俱乐部把关体能训练，也不是设定转会摘牌规则来使“天下均贫富”，而是应当定好基本规则（如法治与监督体系），重塑中国足球信用环境，搭好台子，让各俱乐部去唱好这出戏。

足球的事情相对于新型城镇化而言，似乎是小儿科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对的问题远远要比一个足球俱乐部要复杂的多。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命题，恒大三四年的经验似乎没有太多说服力。但是，恒大的事件炒作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上提示着我们一个深刻的逻辑。相信市场，相信企业，这一看起来自明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确实需要阐述论证，需要有说服力的案例，更需要一针强心剂。

目前媒体和政府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近视病和浮躁症相当严重，因此遇到类似恒大这种隔靴搔痒的事件就会大加炒作，另一方面又很谨慎，生怕在现实世界中造出一些假的典型出来，被天下人所耻笑。因而很多好的案例都没有引起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政府也好，随波逐流的大部分自媒体也罢，都需要一个屹立不倒的案例来支撑中国的简政放权，支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的逻辑。

因偶然的机缘，我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看到了都江堰“稻田足水慰农心”，深感都江堰水利工程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典范进行学习参考。我们是否可以借鉴都江堰治水的逻辑，通过管理好资金或资本的流动，来规范城市的发展问题呢？

千年工程都江堰的成功原因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得天道，顺应了水性规律，以疏代堵；二是顺民心，政府知道治理岷江水患的关键是保一方百姓平安，造福一方百姓，而非政绩工程；三是取妙法，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在关键的飞沙堰上下功夫，抓住了治理岷江水患的关键，创制典型，厘定规则，实现了上下同欲，官民同心，上下游齐心协力。

如今，中央政府似乎已经像李冰父子一样定好了规则，顺应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有破坏性，然而也最具有建设性的金融的流动规律来厘定规则，让资金或资本这个中国城镇化之水畅快流动。但是在中央看来，地方政府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还没有看到类似于鱼嘴、飞沙堰这样的典型工程来指导下游的建设实践。

以国内某市为例，该市对于中心城区的一些街区采取保护性改造开发，由于搬迁成本高，政府想了各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并鼓励产权人自行改造、引入市场主体参与等政策。然而明确的支持机制并不存在，政府保持着自行主导搬迁腾退和改造工作的思路，百姓也就形成了坐等拆迁的思维惯性，补偿标准越来越高，实际工作效果则非常有限。再举个例子，某社会名流看上了西城区某大杂院，于是挨家挨户自行谈判，根据住户需求协商搬迁去向，达成一致后原居民分别按约定搬迁或获得补偿，产权转移后社会名流按自己的想法将大杂院翻新改造为符合规划的私人会所，整个过程未花政府一分钱。

从总结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的成败得失和现实中政府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定位转变来看，我们相信市场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化解城镇化的成本压力，政府也完全可以发挥市场作用，鼓励有实力、有意愿的“恒大们”，通过与区域内一定范围的居民群体自由平等协商，实现一定规模的旧建筑的产权转让和改造更新。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是可以搭建“平台”，鼓励原住居民自由登记，社会主体就可以在有登记的群体中自由选择协商“群体”对象；二是做好规划控制；三是对个别难以利用市场机制获得改造机会的住房，可统筹安排搬迁或修缮保护。

总体看来，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对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有极深刻意义的，与其在改革开发关键的节点上花大力气炒作恒大，不如多下些功夫研究我们的古代科学家，研究都江堰水利工程到底为什么可以几千年不倒。或许，这才是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