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能否合作好，涉及到很多层面的问题，套用时髦且无奈的话说，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之所以无奈，是因为大家说这句话时，有个共同的背景，就是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你解决不了，我解决不了，我们合在一起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这是个大家都没有责任的问题。

城镇化确实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我这里的语境不是无奈，是希望探讨复杂系统的简化之道。城镇化之所以复杂，一是涉及的主体多，有原住民，有周边的居民，有生产型企业，有开发型企业，有本级政府，也有上级政府等；二是历史比较复杂，城镇化涉及到利益的调整，这种利益调整涉及到过去好多年的政策，多年的土地权属的变更，好多相关人员的更替等；三是政策出多门，政策之间关系复杂，互相矛盾却又有利益交叉；四是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比较强，也就是你不知道今天谁会到你这个城市里来，你也不知道未来谁会愿意投资。

既然城镇化过程这样复杂，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是这样。这里涉及到解决好的城市问题的含义是什么？众多周知，科学界经历过决策的最优化阶段，后来在西蒙等的领导下，满意的概念在管理决策中占了上风。套到城镇化中，说城镇化问题解决的好不好，主要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而不是最优的问题。所谓的满意不满意，就是参与主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知水平下，是否找到让大家共同能够接受的方案，也就是投资者愿意投（包括产业投资人,基础设施的投资人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人，产业投资人等），消费者愿意买（包括买房子的，买地的，买产品的）。

其实企业是复杂的，但是企业的行为既是可测的，也是可控制的。那么控制企业的模式是什么呢？管理学家和成功的企业家都注意到，一个企业凝聚目标，让大家统一到一个目标下，围绕目标配置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资金。企业的行为在一个好企业家看来，是完全可控的。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比一个城市复杂，也比一个企业复杂，城市的复杂程度在企业和国家之间。国家的管理和控制是城市管理和控制最值得参考和学习的经验。

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管控是有着成熟的团队在研究，有大量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土地专家、规划专家以及其他公共管理专家等都在研究国家的管理问题。对于一个成熟城市的管理也像成熟企业的管理一样，研究文章汗牛充栋。但是对发展中的城市的管理，尤其是处于城市化中的城市管理，就像发展中的企业的管理一样，研究文章和专著相对略显不足。这主要是源于发展性研究是个综合性问题，不完全属于知识的范畴，纳入科学研究比较困难。

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Parsons）曾经明确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最重要标志是它的系统理论水平”。中国正式启动城镇化战略的这二十年，市场主导了十年，政府又主导了十年，经历了不同主体操盘，对城市发展这件事的市场和管理特征、经济和社会属性都有了认知积累，随着城市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学问，研究的日渐成熟，也就有了系统认识方法。

这套系统方法脱胎于系统工程思想，系统工程方法可以把一堆铁块送上天，也一定可以解决城镇化复杂问题，中间要处理好系统的开放性和复杂性问题。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城市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摸索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投融资规划方法，在实践投融资规划方法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钱学森先生倡导的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在处理城市发展这样的大型复杂系统问题时，是一种很好的简化复杂性的手段。

对于城镇化本身而言，政府、经济和社会学者都有各自的理解。系统方法为什么以投融资为切入口，坦率的讲，这是一套务实的方法论体系。城镇化过程，本质上是要素聚集的过程，要素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一定有其自身的逻辑。但是要素聚集本身，起先锋作用的是资金的流动，资金流带动人流，带动信息流和物流，因此要素聚集本质上可以从分析资金聚集的过程开始。也就是研究城市聚集，核心要研究好资金的聚集。这里的资金聚集或单向流动，包括国家或政府公共资金的流动，也包括国有和私有资金的流动。我们提出的系统方法最初都是实施层面的事情，核心解决的是外部环境营造、利益分配和风险管理问题，逐渐地，这一方法也给经济理论探讨和社会管理改进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首先，解决了城镇化中金融破题问题。所谓的金融破题，实际上就是为区域发展建立信任和信用的问题。一是解决城镇化的动力能否流转起来的问题，这里涉及价值的创造模式，也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否为城镇化提供充足的血液。二是要在过程中分配好利益，而不是等待二次分配，这是解决过程是否玩得下去的问题。三是要确保预期实现，预期实现问题关乎一个区域的生死，取决于时序的合理配置。比如简单的“安置先行”，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实际上出了不少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如何跟进，都是城市建设存在规则漏洞，投融资方法解决了安置和设施建设。

其次，系统方法力求突破外部环境的瓶颈问题。城镇化走过了二十年，站在国家层面已经形成了不少基础制度、行业规范和市场惯例，我们逐渐发现，很多政策已经不再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了，更多的是制约性的。城镇化本身已经进入不稳定状态，过去可以从单一指标去判断市场形势，现在必须从多个指标衡量才能识别。同时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以及近期的加强土地储备管理的政策出台，在这种高密度约束性政策监控下，很多政府和企业不知道现在怎么做，接下来怎么做，甚至已经走入死胡同。这时，过去那种去一个地方学点经验学点做法的简单做法已经越来越不灵了。系统的解决方法越来越被地方政府所看重。系统方法的好处在于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为地方政府找到制约城镇化这个系统发展的瓶颈，通过新的设计，形成自己的模式，突破困局，避免很多地方的城镇化成为一盘死棋。

最后，这一方法有利于在过程中减少风险，实现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目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关注主要是项目或公司层面的，真正的风险是系统性风险。很多人都问我，中国的平台公司债务到底有多大风险，我说地方平台公司或城投公司的风险，主要因该关注城市的系统性风险。这一风险是越来越有可能大面积爆发，一方面是中央部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明抑实扬，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贪婪和无序，还有就是政策制定没有疏堵结合。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样一个不定时炸弹，我们必须分割信用体系，逐个化解风险。

系统的事情一定要用系统的方法解决，我们必须告别无奈的时代，真正站在系统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不要再把“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的说法当作借口。在城镇化的道路上，必须要在过程中统筹兼顾，通过目标管理、规划管理、投融资管理，契约管理等手段，推动城镇化科学有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