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和政府主导的各十年中，城镇化出现很多问题,也积累了一些好的做法。面对未来的城镇化，我们提出，未来是政府和市场牵手城镇化的十年。

随着城镇化的升温，对如何搞好城镇化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类提法：一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将城镇化看成了一盘棋，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想法上往往是大而化之，这类以讲目标管理为主。手段上包括加强土地管理，理顺财税体制，户籍制度改革，理顺金融体制等；二是从房地产行业出发。一提城镇化，房地产行业像打了鸡血一样，各种探索，各种论坛、沙龙不断涌现，探索新型城镇化下房地产的发展机会、方向等问题。比如居住地产到底该怎么干，地产是不是一定要加上绿色的概念，文化的概念，商业地产和养老地产下一步是不是更有机会，怎样玩儿？不一而足。

于是有观察者言道：“城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种想法大抵也没有错，城镇化原本就与各种各样的事情交织在一起。户籍问题，三农问题，产业、环境、文化、交通问题等等，每个跟城镇化都沾边，都颇有可研究之处，都有不少招数可想。

前两种提法都有自己的视角，有其合理性。但是缺少站在一个城市自身的视角，没把众多城市当成一个个具有自身个性和特点的主体去看待。因此，我们提供第三个视角。我们认为，城市跟人一样，没有哪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之后，城市与城市已经变得更不同了，城镇化已经不再是一盘棋的时代，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中央统一计划控制，分化成大量具有自身运行特点、又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简而言之，就是城市发展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我们不妨来看一些例子，分析一下城市到底变得如何多元化了。

一是城市化的历史路径不同。比如北京和深圳的城市化率都很高，深圳甚至达到了100%，但这个实现过程是不同的。深圳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整建制将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户籍人口，将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这与过去深圳的人口底子有关系。北京也曾在石景山区试点，却没有推广，北京的农村人口减少多来自于建设征地导致的转居，农村人口至今的存量比深圳当年整体转居时还多，二者之间是无法移植的。在对待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问题上，两地政府面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历史。

二是城市发展的瓶颈不同。比如广东、福建沿海以及江浙的不少三四线城市，早先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地方产业发展很快，属于产业聚集度很好的地区，而现在却面临着因为城市配套和公共服务不足而导致的产业外迁问题，急需升级城市服务功能，而中部、西北不少地区，产业基础虽薄弱，但是在上一轮房地产大潮中，城市建设却先走了一步，如今却面临着如何提升产业水平，为城市注入新的经济动力问题。

三是探索的改革主题不同。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特点，以国家的整体改革探索为基础，做了不少不同主题的探索。如天津的小城镇开发，成渝的城乡统筹试验，长株潭和武汉城市群的“两型”转型探索等等，这些探索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当地的土地状况、城市发展水平、产业基础之上的。

四是人口流动的方式和结构不同。北上广深等城市的中心区，普遍面临着人口持续聚集的净迁入问题，他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更好的平衡城市服务功能，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和中心城区人口疏解问题。而众多的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下级的乡镇，面临着人口流动性太大的问题，很多乡镇只是大城市的人口流动站，承载着中心城区人口疏解任务，但是这些人工作和居住是分离的，当他们的生活条件一旦好转，就会选择离开。如何不让自己变成一个人口的中转站，是很多乡镇在解决城镇化问题时面对的重要课题。

五是各地方与城镇化相关联的建设管理体制都有所不同。这一点看起来很奇怪，政府管理机构不都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统一规定的吗？其实不然，地方管理体制的大体框架是差不多的，但在实际的发育过程中则因地制宜了，有的城市发改委很有实权，统筹着全市的投资工作；有的城市行业部门更有发言权；有的城市土地部门握有真正的融资资源；有的城市土地被分散到了众多投融资平台；而有些城市的资源则掌握在一个个片区的开发主体手中，不一而足。

尊重各地发展历史和脉络，尊重各地有自己的独特做法，是执政理念的进步。这些经验做法是各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上下博弈、内外平衡的结果。各地方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无论以前的起点相似度有多高，却发展出了不同的结果和特色，这说明无论制度如何刚性，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都要以尊重地方特点为前提，未来的城镇化之路，更要避免隔断地方的发展文脉。

为城镇化发展制定政策要考虑主体的多元性。现在制定政策时，喜欢简单粗暴的方法，虽说我国在大的方面搞了很多试验区，但是制定政策时一刀切成为一种习惯，尽管这种提法可能不被制定政策的部门所接受。城市的发展有自身的轨迹，这一点应该引起高层的重视，也对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政策的制定不能再搞一刀切，任何一刀切的政策，都可能会使得许多城市的成长轨迹突然中断。这样的结果在过去我们常常看到，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真的不希望再看到南辕北辙的政策了。

这就涉及到顶层政策如何设计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层面要做的，是打破地区阻隔，掌控总体目标，为地方发展建立更加均衡的考核机制，并且充分的下放资源，具体城镇化如何实现，应视为地方政府的责任，应当给予地方政府更加灵活的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