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率从30%到50%用了十五年时间，韩国也用了大约十五年时间，而同样这个阶段，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用的时间要长一些。从50%到70%，韩国仅仅用了十年时间，我国计划用二十年时间，这是否意味着我国以前的城市化太快了？围绕这个问题，“城市中国沙龙”组织了一场专题研讨。作者作为主持人，与政府、企业、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各位精英进行了一次内容丰富而精彩的对话。以下通过三篇文章，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沙龙的有关成果进行了总结。本篇重点关注城镇化中“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城镇化的速度是否快了的问题，笔者认为，速度的快与慢不是讨论的重点，速度和质量是否匹配才是我们要讨论的根本问题。就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云中认为，“这是个没有结论的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一般会经历数量发展阶段、质量发展阶段，徘徊发展阶段，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质量发展阶段”。就目前中国经济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转型不仅涉及到发展方式的转变，还关系到中国是否能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以及转变发展模式，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城镇化过程要发挥各城市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

城镇化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要求，也是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国家行政学院的黄琨认为城镇化保持一定的速度是有意义的。他说，“从世界范围里看，法国有37年时间保持着年均增长率是1.2个百分点，日本在1950-1955年期间，它年均提高3.7个百分点，1950-1980年，这30年时间，年均速度是1.3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中，他们都走了这样一个道路。一方面这是一个规律，也可以说有内在的道理”。中国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是一个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面有政府的推动，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政府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黄琨说，“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0%，达到51.27%，有很多人认为这标志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城市中国阶段，这也是我们设立城市中国沙龙的一个初衷，从乡村中国进入城市中国。这样的话，带动了很多方面，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一些历史性变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设立这样一个沙龙来讨论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有必要”。

笔者认为，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因此与各方对城镇化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的程度相关。速度快慢，关键看准备工作，快和慢是个相对的问题，关键是在这样一个速度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做好了准备，包括经济方面的准备，社会方面的准备，以及文化和自然方面的准备。赵宝富说，“农民是不是准备好了进城，城市是不是准备好了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是否准备好就业岗位来迎接这样快速的城镇化，只要准备好了，我看就是可以啦，不存在绝对的快与慢的问题”。但现实中，我们可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准备好，尤其是农民。“最近我老家的一个县委书记说我的家乡变化很大，农民都上楼啦，我问农民高兴吗？他认为应该是高兴的，但是还有农民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还不是很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赵宝富如是说。

速度与质量关系在实践中可能受到管理体制的制约，上级政府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对待快与慢，少搞一刀切，该给的权利要给，权利该制约的要制约。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刘玉海列举了鄂尔多斯的鬼城和绍兴柯桥镇城镇化发展受限两个极端案例，说明城镇化的快与慢还是要遵从发展规律，在现有体制下，不该发展的盲目发展了，该发展的柯桥镇一直处于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状态。刘玉海说，“比如像鄂尔多斯，它这个地方是不是该发展城镇化，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去年主体功能区规划里面，因为鄂尔多斯盆地是一个沙漠地带，是属于传统的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的交界地带，生态非常脆弱的地方。应该不是适合于布局现代化城市的地方，但是自己给自己规划200万人口的城市。而另一方面，像绍兴柯桥镇这种传统的杭州湾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带，它的经济已经那么超前，但是行政管理体制又严重制约从一个镇到现代城市的转型”。

城镇化过程中农耕文化的消失，在城市里有没有建立起一种替代的文化，这涉及到文化的传承问题，文化能不能得到传承，这是城镇化与速度相关问题中比较重要的。北京大学的沈体雁非常担心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文化消亡问题。他建议要对城市的文化进行研究，并且构建新的，符合中国人祖宗子孙教的一套城市符号系统。“我们建议每个社区，还得有一个庙，但是这个庙不一定非要建成农村那种老庙，可以改革开放。比如台湾就是每隔两、三里路就能看到那么一个东西，长得很传统的那种建筑风格，在社会运转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东西也要逐渐把它给复兴出来，传统里面比较精华的东西，星期天是从西方来的一套东西，人家去做礼拜，我们星期天干吗？带小孩逛商场，这个也不行，星期天我们搞点自己的事，祖宗牌位，祖宗的故事拿出来讲讲，这也是行的”。政策设计非常重要，收入的增长，分配的公平，结构的调整，以及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调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转型过程中的一套精神秩序的重构，希望国家在新一轮城镇化中，通过城市政策设计来全面考虑这个问题。

要解决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必须破解很多深层次的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社会活动家伍继延说，“影响中国城镇化的质量有五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必须取消全人类最大规模的隔离国民身份的户籍制度，二是降低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三是实行土地私有制保障原住民利益，四是建立融合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市民文化，五是控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疯狂原始积累资本的勾结，中国的城市化才是道德的、健康的和可持续的”。

通过讨论和分析，参加沙龙的代表逐渐对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单纯看待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是没有意义的，城镇化的速度既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左右的，也不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以操控的，还是要因地制宜，尊重城市自然条件、尊重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平衡，解决好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