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战略必将成为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这一点社会各界已经形成共识；然而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的共同作为，两者举头并重，虽然这一观点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其重要性或许意味着中国应该进入政企合作的新时代。

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外国的经济学家眼里，中国都是个有些特殊的国家。中国的特殊，不仅仅在面积大、人口多、发展快，还在于中国有着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没有真正成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国仍要为自己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呼吁和解释，以表明政府没有干扰市场经济运行，或者说干预另一类与政府不同的主体——企业的经济活动。

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政府和企业这两个概念是很清晰的。每天电视、报纸、微博等大小媒体上，这两个词总会在人眼前晃来晃去，总有一拨人呼吁要消灭国有企业，消除政府干预；一拨人喊着要加强政府管理，强化政府调控能力，防止企业做假做恶。其言也欢，其情也堪，不亦乐乎。

中国人喜欢非左即右，非黑即白，这应该不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也许是几十年与日本侵略者斗争以及与蒋家王朝长期抗争所形成的斗争哲学使然。斗争哲学要分清敌友，要有态度鲜明的立场，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延续到改革开发三十几年的现在。其实这种思想不是目前的中国所特有，也是国际经济政治领域长期形成了两个阵营使然。一个是计划经济的体系，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体系。这两个体系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一个在严格实行，但是在讨论问题时，目前主流舆论却把市场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有效的手段，违背了这一条人们就可以拿出来说事，似乎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纯市场经济体制是真理，违背之则大逆不道。

中国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经历了市场主导城镇化的十年，看到了市场给一个城市带来了什么好处，也看到了很多缺憾，比如你家周围的城中村好多都是市场化主体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遵守当时的合约、违规甩掉包袱留下的负担。经历了政府主导的十年，看到了政府主导下的盲目扩张，以及政府平台公司的盲目投资留下的巨额债务，和拉链路，今年建好了，明年就开始修，后年还要挖了再修。

我们也需注意到，当年与中国一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代表，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剧变中，采取激进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所造成的经济动荡使得他们没法成为中国改革的样本。中国最终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过程，出现了一种“中间”状态，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这也许就是产生认知矛盾的焦点，却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逻辑。这个大逻辑植根于一个更具体的场景，那就是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城镇化的进程中，正处在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演化中。这个过程使得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放到中国具体的场景里就变得不那么适用了。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常常引用“凡是企业能够赚钱的领域，政府都应该退出”这样的观点，来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公共发展框架搭建，大量建设工作外溢效应明显的时代，那些外溢性强的项目需要有人率先投资，因此出现城投公司这样的“怪物”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同于在一个基础设施配套成熟的国家，公共产品的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们可以主要考虑去做市场化的事儿，去研究提高市场效率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放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场景与国外差异颇大，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很难直接套用。试想，如果经济理论无论什么场景都适用，恐怕经济学就要变成宗教了。虽说如此，我们还是得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在没有适用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城镇化还要继续走下去。这就产生了认知上的盲区，没有标杆我们该怎么办？事实上，既然我们自己的城镇化被国外看作是奇迹，那么何不直接从我们自身去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如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面临的形势并不很乐观。前十年为城市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城市投融资平台，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差不多变成了过街老鼠，动不动就被媒体和经济学家们拿出来骂一通，成为政府乱投资的佐证。

我们认为政企合作模式是新时期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完成好的一门必修课。这里的合作，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两个主体的相加，更不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钱交易。它是一种探索，探索新形势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分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的进步和效率的提升；探索城市演化过程中如何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但是，好的模式和做法绝不会具有天然的正确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如何走出过去一方主导的低效，不信任，构建政企合作共赢的局面，将是我们本次专栏关注的主题。以下我们将组织一系列的文章，致力于构建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下，讨论不一样但很实用的政企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