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工作汇报,并且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并且提出七点具体的要求。一周之后,李克强总理所作的首份施政报告将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写入2014年重点工作,自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受到了各界的重视。其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话题,应该是由来已久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国家领导人已经提出了要把环渤海经济区域合作问题进行一个重点研究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概念也随之出现了,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还主要停留在设想的层面。在三地当中,河北省相对来说更积极一些,2011年,河北省也提出了打造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重点发展环首都的13个县市,并且要对首都这块的一些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提供一些服务。近年在国家层面,2010年,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京津冀地区作为国家层面的优化发展地区;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习总书记这次讲话重新把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入了一个快车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三地如何完成总书记布置的这个作业,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把金钥匙能不能打开三地尘封已久的大门,在新的形势之下,三地协同发展又面临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本次第18期城市中国沙龙即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机遇》为主题,由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人民网联合举办,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孙久文先生,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荣邦瑞明城市中国研究院副院长陈民先生以及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副镇长、房山区CSD管委会副主任黄莹女士,廊坊宏泰集团副总裁安静女士对该主题进行研讨。
沙龙分上下两半场,上半场,孙久文先生和陈民先生分别作主题发言,下半场为研讨环节,由嘉宾对一些热点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
本期沙龙嘉宾的主要发言内容包括:
孙久文: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陈 民:京津冀协同发展“真机会”
嘉宾互动环节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孙久文
百年以前,现在的京津冀实为一个区域,即京畿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一个“一二三”的行政管理的结构,即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一级行政区,使得区域内的协调管理变得比较复杂。同时,京津冀区域内发展差异较大,从产业结构看,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天津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大体上还处在工业化中期。从发展指标看,京津冀地区存在着比较大的发展差距,这个差距主要是京津两大中心城市与周边河北地区的发展差距。
一般而言,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四个阶段:一是贸易一体化阶段,二是要素一体化阶段,三是政策一体化阶段,四是全面一体化阶段。京津冀已经走过了贸易一体化的阶段,目前协同发展的特点以区域要素一体化为主,兼有政策一体化这样的特征,但是当前政策一体化上存在政策设计的缺陷,如银行业的异地存储、电信业的漫游费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有共同治理雾霾、促进产业协同以及打破行政分割三个方面。
首先,大范围的雾霾的出现凸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雾霾是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机动车增长过快,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比重过高等一系列发展弊端的集中的体现。雾霾的治理需要区域内协同开展。
第二项任务是促进产业协同。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相互依存的发展阶段,京津现在对河北的依赖程度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从各个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产业选择来看,未来要在京津冀之间形成产业链条式发展。北京重点发展的是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天津是以高端制造业为主,发挥港口经济的重要作用,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河北则要做好京津产业的对接和配合,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做好生态保障。
第三项任务是打破行政分割。京津冀区域合作之所以推进缓慢的重要社会根源就是行政区经济阻碍着区域协同发展。在市场化的改革当中打破行政分割的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的模式是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规划编制和区域协调。综合发展规划应该涵盖产业、人口、城镇、生态以及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其次,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包括信息沟通反馈机制、规划编制合作机制与共同市场机制,协调各方在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能够促进区域合作长期有效地开展,北京和张家口之间的稻改旱生态补偿的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最后,优化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对接,推进大气治理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地方发展、企业盈利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区域间产业转移和产业对接。承接地的地方政府是关键,可以为转移企业提供更加优良的发展服务。
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下,北京面临着通过功能疏解,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的机遇,利用中央政策的支持疏解低端产业,把优质的资源用到这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上去。这一过程的挑战主要是城市非核心功能的识别,以及如何打造未来发展的动力的问题。
对于河北来说,河北城镇化进程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房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河北有两大任务:一是促进人口就地城镇化,尽量把口吸附在本地;二是增强反磁力,为疏解京津人口作贡献。而这都面临着科技水平、人才、资金等缺乏的挑战。
此外,还有产业转移持续加速促进后发地区发展的机遇。随着产业价值链不断分解和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加深,北京很多拥有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创新集聚区将更加专注于高端产业的发展,制造业、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部分陆路物流等产业将北靠和南移,促进环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最后,推动交通建设和大气治理一体化的机遇。交通建设所提供的工程的建设,大气治理对环保产业的推动,都对相关区域和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当然,治理生态环境肯定会带来一些阵痛,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的优化等都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京津冀协同发展“真机会”
陈民
之所以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是因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程度有差别,河北各城市的人均GDP基本都处于四万左右的水平,这与北京和天津之间有一倍以上的差距。也就是说,从经济水平上,京津冀地区的中产阶级是断档的。同时,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相比,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连续性较差,中间缺少能够紧跟第一梯队的第二梯队城市。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就必须认识导致这个结果出现的原因,分析其在未来是不是还会重复地发挥作用,是不是还会阻挠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很多分析会将原因归结为行政政策,但行政原因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从现实状况出发,可以从空间规模、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缓慢的原因。
首先,在城市空间规模上,北京的总体规模约16000平方公里,天津约11000平方公里,较长三角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珠三角广州约7000平方公里、深圳2000平方公里而言,北京的总体规模要大的多,这就意味着北京和天津的发展空间和腹地非常大,对周边城市空间资源的需求相对也就比较弱。
此外,环京的河北城市面积都在一万平方公里以上,张家口、承德甚至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相比于长三角的8000平方公里和珠三角的6000平方公里而言,在天然的空间布局上,京津冀的协同条件比较差。
从城市空间距离上看,京津冀城市间距离在150公里以上,而珠三角大概约50到60公里。长三角大概约80公里,交通距离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城市间的协同效应。
其次,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资源配置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的核心资源有两个:一是资本,二是土地指标。这两个核心资源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天津把核心的土地、资本投向了滨海新区,秦皇岛、唐山、沧州也把资源投向了沿海地区,而北京则一直围绕着中心城区圈层式发展,这导致京津冀地区核心的资本和土地指标在资源配置上走向了离散化。
从城市的规划和土地管理来看,北京地区周边的土地利用是非常集中的,随着天津走向滨海新区,秦皇岛、唐山、沧州专注于本区沿海发展,也使得区域内发展日趋离散化。环京贫困带的出现就是京津冀各方都没有向其倾斜任何资源的结果。反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由于城市化起步稍早,加之行政区域小,地区内发展也就比较均衡。
其实,由此而审视北京摊大饼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也是在政府主导城市发展下优先的经济选择,而天津和河北在环渤海战略下将资源置向沿海地区倾斜导致京津冀区域内的资源分散成为影响现实投资机会选择的重要因素。
最后,从经济结构来看,京津冀城市间产业不协同是由区域内各方互不协同共同导致的。目前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已达到80%,而这其中的核心产业对河北和天津都没有太强的依赖性,是一个服务全过程产业,期间只有采购和服务的关系,没有太多的链条协调关系,延长北京服务业链条或者和其他东西连接不是一个传统产业链的问题。
综上而言,考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真机会”要依据三个基本现实:京津冀地区是一个空间很大,资源格局已经分散化的城市群;一个城市间产业结构差异很大的城市群;一个单核,甚至双核都难以带动的城市群。
从以上基本现实出发,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机会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短期的机会,主要是空间的机会。也就是政府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去配置资源均等化的区域,这个区域是未来空间发育的核心的增长点,包括北京的房山、大兴、通州,河北的涿州、廊坊,天津的武清,宝坻等。政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改善区域交通等的方式提升区域公共服务,能够比较快的实现区域发展。
这个区域更像是一个首都经济圈。由此而言,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的第一步也就是集中于北京周边的11个新城,第二步才是向北京更外的区域,即河北相关县市疏解。而当前最好的机会是北京第二机场的建设,在周边区域的基础设施和土地质量改善的过程中,会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第二类机会来源于北京周边城市的差异化发展。通过疏解北京经济功能解决周边河北城市的发展梯队问题是不现实的。项目疏解只是要解决北京功能合理性问题,无法解决带动河北发展的问题。整个京津冀地区要跟上北京的梯队,还是要走差别发展的路线,需要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优势,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也就是说,政府的战略和政府的规划思路对投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判别的依据。
第三类机会是从第二类机会衍生出来的。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龙头需要更快的发展才能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周边地方政府和北京的关系,不是项目和职能的转移,而是职能的外包。河北和北京的核心关系,是在北京进一步升级的过程中,把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里面相对来说需要更多人力的职能,比如软件编程类的软件服务外包、后台的职能,承接过来,这是一个城市和北京之间真正的合作关系的起点。
嘉宾互动环节
1. 房山CSD的基本情况:
黄莹:在北京的战略功能定位中房山承接的是北京市的生态涵养区和新城的建设两项功能。为打造专有品牌,房山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山水名城,推出中央休闲购物区的概念,并选择长阳作为核心区和起步区。
2. 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该如何破除
黄莹:地方政府最关心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业发展,要从三个方面解决问题:一是要有适用于镇级政府顶层设计;二是政府要创造条件承接产业,提升本地区的公共服务;三是地方政府要提高意识,主动作为。
3. 地方政府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和不足
孙久文:地方政府是区域合作中的两个主体之一,另一个是企业。然而,在当前形势下,还应该包括第三个主体,就是中介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三大主体协调合作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理好。
4. 在京津冀协调发展过程中,企业主体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安静:宏泰集团生根廊坊,专注产业市政的综合发展,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发展园区的高技术产业,谋求持续发展。同时,在京津冀发展当中,政企合作的空间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合作模式能够很好的促进区域和企业的共同发展。
5. 智力机构如何看待政企合作及其在其中的作用
陈民:过去十年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的模式。但是,完全由政府思维主导的城市发展留下许多弊病,需要从市场角度,从风险控制角度,从投资和产出平衡的角度去做相应的管理工作,这正是企业的关注点。但是,政府的公共性和企业的营利性导致的工作思维和方式差异使得双方无法有效达成合作,因此需要有第三方机构的协调沟通。智力机构不能真正地替某一方做出决策,但是能够帮助双方站在合作角度理解合作。
此外,由于产业升级换代和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特别是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未来的产业发展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使得城市发展的决策至关重要,因此需要更多的科学支持,这正是智力机构存在发展的本质。
6.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房地产媒体行业带来的影响和机遇
贾海峰: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房地产事业这种经营性质的媒体来说,将带来一系列新改变。首先,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报道素材。其次,促进房地产行业专业化发展,出现不同的细分领域,包括产业地产、休闲度假地产和居住地产等。第三,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服务出现未知数,这将考验资源的集聚能力。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奖打破北京原有的六环概念,人民网将迎来新的机遇,媒体的房地产服务也将发展出许多新的专业细分领域。对于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而言,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发展秩序,应该配套先行,住宅开发后行。
7. 如何保证房地产业在京津冀发展过程中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
贾海峰:要避免因为噱头导致的房价大起大落,进而产生一些市场情绪的问题,最根本的其实是每个地方政府在规划中做好自己的决策,明确自身定位,做好配套服务。此外,要控制土地供应的节奏,要以城市规划为控制土地过度供应。
8. 房地产开发商是否受到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利好影响
安静:廊坊的宏泰龙邸项目在开盘三天内销售95%,其中65%以上的购房者来自北京。同时,土地的过快开发提高了被征地农民的心理预期,给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价格和房价带来了压力。未来宏泰在做好地产开发的同时会更注重于提升服务的水平。
9. 政策发布为何会带来房地产和土地价格的上涨,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陈民:其主要原理是标杆效应。政策的出台后的概念规划提升了区域的价值。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的带来土地价格的快速提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标杆效应的预期提升了各方的期望值,带来了市场的涨价反应。对于京津冀区域来说,特别是在过去协调发展不佳的北京下,这种效应能够促使各方主体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
10. 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如何克服?
贾海峰:最大的障碍是行政壁垒,因为三地政府都要为当地的经济、环境、社会发展负责。要打破这种壁垒,一方面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充分的配置资源。政府不应干涉具体的生产要素和市场主体的流动,而要做好交通、配套等基础设施。
孙久文:首先,财政分灶吃饭体制适度各方利益协调难度大,因而需要有更高层自上向下的协调。其次,京津冀发展水平的差距巨大使得三者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余地差异很大,因而需要中央向河北提供更多的扶持性的政策,在此过程中,行政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11. 产业的引导或者疏导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作为河北或者天津来讲,怎么和北京对接这些产业的引导方式
孙久文:北京疏解的主要是非核心功能所涉及的产业。目前有横向和纵向两种观点,横向就是留高端,去低端,但这回导致城市服务供应紧张。因而比较好的方式是纵向疏解,区分那些不符合北京发展需要的产业,例如物流、批发等,就可以把他们疏解出去。
在这种前提下看待第二个问题,就要求承接地政府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样才能避免企业转移后的倒闭。
12. 政府在促进产业的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扶持政策?
黄莹:首先,在项目选址上,要符合房山、长阳的发展定位,房地产开发不仅是要卖房,更重要的是带来优质产业;第二,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只要把握住原则,设定好门槛,就会引导产业积极落户;第三,房山属于中关村一区十六园政策覆盖范围,同时房山也在积极地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配套支持政策。
13. 企业独立做招商和投资工作中有什么机会和问题
黄莹:在招拍挂政策下,政府在招商中首先考虑的是留住产业,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现在的招商的主要模式是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的企业依然有市场空间。
安静:这主要是如何发挥第三方作用的问题,作为企业来说,一方面会依托于自身的招商团队,另一方面也愿意积极地和第三方合作,引进企业和产业。
14. 招商服务是否属于府的服务外包,从财政支出还有各方面有没有费用支出的来源
黄莹:因为政府还没有就招商服务形成配套政策来给予资金支持,因此招商服务属于外包型服务。政府没有专业的招商团队,因此需要借助外力,实现产业的再次升级。目前的政策正在制定之中。
安静:就企业而言,招商服务模式已经是比较成熟,而且灵活性更大。此外,在企业围绕园区的招商服务的过程当中,已经从园区运营服务升级为能力构建,即为引进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需要第三方,比如保险、财会、证券的服务公司的支持。
15. 京津冀一体化在资金需求方面有哪些解决途径
陈民:京津冀一体化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资金,这是国家针对某些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像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就来源于发改委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此同时,政府也将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开展政企合作。
其实,这涉及到投入产出问题,来源渠道只能解决资金问题,要实现最终目标还是要看产出如何,这是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在目前的项目投资结构中,土地价格的比重很高;此外,从基础设施供应上看,目前应该是引导性投入的阶段,构建投融资模式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PPP的方式,依赖市场建立充分的现金流和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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