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杨德海先生从中国城镇化现状分析入手，对于智慧城市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及建设部牵头的试点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

一、对中国城镇化现状的总体思考

中国的城镇化是引发全世界关注的大事。近年来，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大幅提高；城市（镇）数量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包括一些城市群也成为了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但是，从联合国CPI城市繁荣指数——主要从生产力、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公平程度和社会包容性5个方面进行评价——对全世界城市的评比来看，世界上最繁荣的25个城市中没有中国的城市，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我国的城镇发展应当强调数量，还是强调规模？还是强调效果呢？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到今天，积累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个问题，城镇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东部和西部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水平是非常不平衡的。

第二个问题，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快速发展，造成了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城市劳动者工资收入显著提高，造成了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集聚的情况，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这是城镇化自身的规律；另一个推动力，是“人为引导”的，地方政府，包括开发商也参与进来，通过确定城市规划、促进土地开发引导城镇化，拉动人口集聚，这个城镇化变得有点被动了。后一种情况下，实际上城市的承载能力没有达到，比如水电、教育、医疗等，产业发展没有容纳这么多人的能力，但是人口已经快速的到来了，这就产生了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资源承载能力的不够。

第三个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率低。从2000—2010年，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61.6%，远高于城镇人口46.1%的增长速度，城镇人口密度由8500人∕平方公里降至7700人∕平方公里。土地的扩张反映了我国地产开发特征，反应了政府政绩的追求。

第四个问题，城市的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镇化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体现在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现象日益突出，包括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水体污染等问题。

 总之，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刻地剖析，是不是体制机制层面出现了一些不适应城镇化发展需求的问题。

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央新领导集体多次提出，不再以GDP为中心考量发展问题，要考虑城市整体的质量协调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讲了，要走新型的城镇化的道路，不再单纯追求速度。

对于城镇化而言，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当强调安全、便捷、宜居、宜业；从智慧城市的角度来讲，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是关键要素。城镇化也不能一刀切，不能全国一个模式，一个方法，要面对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发展程度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包括文化、资源、规模、区位等不同的城市要有各自的独特性。

二、智慧地推进新型城镇化

中央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目标是缩小鸿沟，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这也反应了我国提出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改革方向和目的。

同时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要结合每个城市的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城市的实际问题入手，“一城一策”创建智慧方案，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定位着手，了解基本的问题、定位和需求。

现在城市问题的解决，不再是单一的问题，比如空气的污染，它不仅是气象局的问题；水的污染，也不仅仅是水利部门的问题，它牵扯到很多的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甚至于包括投融资方面的问题，后期的管理和运营，应该从整体来入手开展工作。从这个思路来讲，我国城镇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我们要“提升智慧”，首先用信息技术，其次要用国家的一些政策和目标，解决城市的发展难题，解决城市的动力问题，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问题，最终使我国的城市发展走科学化、可持续性、良性的发展路径。

去年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就开始做智慧城市的试点工作。第一步，发布了智慧城市的试点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57个三级指标。第二步，建设部科技司、省厅、地方政府签署了“国家智慧城市创建任务书”，最后确定103个试点城市。

仇部长在2012年7月19日的第一届中国智慧城市高峰论坛（CSC2012）上关于“智慧地进行城镇建设积极促进我国城镇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指出：“不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城市’方案，就是白智慧。不应用智慧的技术的城市建设，可能就是瞎建设”。智慧城市的本质是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发展中的焦点、难点、重点问题，目前主要是产业转型升级、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环境保护、投融资平台。

关于智慧城市主要技术，举例来看，技术层面包括物联网的大发展，云计算的技术，移动互联网，空间信息技术，三网融合，虚拟技术等很多方面；应用层面包括智慧能源、智慧物流、智慧通信等方面。

关于智慧城市主要的参与者，首先是各部委，工信部、建设部、科技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科学院、工程院等，还包括终端用户，就是民众和用户，另外就是内容和业务的提供商，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运营商。智慧城市的工作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单项的应用，它是统筹整个城市的。在建设过程中要考虑资源的注入，整体的规划，包括一些投融资资源的匹配、建设过程中项目的管理和运营、信息服务，行政权利要下放，将来要进行一些社会化的应用，用一些社会的资金和力量来注入。

关于智慧城市运营商，大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它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应该发挥哪些作用？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它是什么位置？它和其他城市项目的建设者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有待深化。但我们预测，未来有可能智慧城市运营商会像电信运营商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非常庞大的运营机构。

我们再来看看国外的智慧城市建设。例如纽约做了一个市长的仪表盘，他们把空气、交通、水、投诉、卫生、环境等等方面，都用非常形象的曲线图展示出来，基于大数据，物联网的信息，进行资源共享，非常直观、非常形象的展示给管理者，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解决。这也反应了从纽约，或者从国外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从技术，从单项的应用着手，包括信息资源，怎么解决问题。

三、建设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建设部出台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建办科[2012]42号），提出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是一种新的城市管理和服务的生态系统。最主要的是服务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行，目标是为了实现新型城镇化，而提出来智慧城市这样一个整体思路。

从手段上看：智慧城市通过全面感知、信息共享、智能解题，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行过程中采用信息化、智慧化、人性化等手段推进管理创新；

从内容上看：智慧城市涵盖城市产业、民生、环境、防灾减灾、行政治理、资本配置等多个方面；

从理念上看：智慧城市以智慧系统为“粘合剂”，将集约、低碳、绿色、人文等新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从难度上看：智慧城市建设最大的难点，是通过信息共享、系统共生来消除部门“信息孤岛”和利益壁垒。

很多的城市视频探头，城管有一套，治安的有一套，交通有一套，但相互是不连通的，也不共享，既然是智慧城市，就要考虑资源的整合共享。智慧城市怎么打破这种信息的孤岛，怎么解决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有的专家讲，智慧城市不能从技术谈起，它应该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它反应了我们城镇发展这个改变要深度的触底，它要进行一个深度的改革，所以它更多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问题。我们讲智慧城市一把手功能，市长、书记亲自抓，效果非常明显。如果没有市长、书记亲手抓，后面的工作是很难做的。

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有90个，其中考虑到了不同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以及城市不同的行政级别，有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城区及新区、生态区和示范区等类型。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达到103个。两批试点主要从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基础数据库）、政务服务、城市管理、智慧交通、地下空间等，还有公共服务、智慧园区、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建设，建设周期为3到5年。建设部的试点为什么搞这么多，这个试点又没给牌子，又没给钱，但是还多这么多人要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城镇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调整，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资源整合和统筹，这个时候智慧城市成了这些管理者，也包括一些企业，成为他们非常好的抓手，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

四、城市为中心的智慧化发展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是认识的偏差，目标的偏离，甚至没有理解什么叫智慧城市，还停留在低层面；第二个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重视不够，没有从城市实际问题作为切入点，没有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视角思考问题；第三个是资金的问题，如何吸引投资，贷款偿还能力如何？很多城市项目资金来源不明；第四个是城市动员不足，没有智慧城市当做战略重点，工作也就没有从市长书记这一层面抓下去；第五个是信息规划，资源共享的问题，智慧城市不是简单地信息技术的应用、累加或者信息系统的对接，目前对智慧城市中信息技术的角色认识不一致，城市缺乏有效的信息资源规划。

在新阶段，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数字化，城市的发展应该从顶层设计，包括建设思路，管理和运营，各个方面都需要智慧的发展。如果前面10年叫城市发展数字化，未来应该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智慧化，它是一个理念。建设部讲智慧城市就不是一个数字城市，它也不是系统加上智慧的标签，应该是从城市的全局，面对城市的问题和国家的目标。它实际上反应了我们深度的改革。从中央的改革落实到地方，要进行一个城市发展模式的调整。

最重要的就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资源的整合，包括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怎么应用大数据，怎么把政府的政策拿出来，进行社会化运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案例，政府把智慧城市建设交由企业来建设。例如，是不是政府可以在地下空间给予一定的政策，让企业投入注入，进行管道的开挖建设。现在我们一些地下管线的数据都放在档案馆，它就是闲置的，所以我们要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架构师王尔琪先生对杨德海先生的演讲做了点评：

建设智慧城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方式、收集更多的信息，更好的认识城市发展的规律。这就已经是前进很大一步了。

现在我们有很多方式方法可以收集很多的信息，包括天上的卫星，空中的飞机，地上的传感器等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实际去了解一下，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大范围内，信息收集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比如我们到二三线城市，一个城市可能就一个气象站，对于PM2.5只是极少的城市在用。

我们做信息化工程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要加大物联网、云计算，还有相关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我们就能掌握更多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就能够更好的了解和认识世界。

第一，信息不能再按照以前的方式收集，只是停留在数据这个层面上。现在我们要多层次、多维度的收集信息。这样当我们把信息串起来以后，就会发现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和周围很多的区域是相关的，系统的每一个变量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时空的脉络，通过这个脉络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像人一样。当我们年纪到了一定程度时，当我们关注命运的事，当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以后，我们会发现城市也是会有“命”的，但是这个“命”好像怎么也挣脱不了各方面条件给它带来的影响。

我觉得讲智慧，首先我们要认命，跟命运去作对，就像跟天气作对一样。有些城市发展几十年，几百年，始终发展不起来，但有的地方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就会快速的发展起来，但过了这个时间它就快速的衰落，当然这里有客观原因。如果我们把时空的信息串起来，就可能发现里面的问题，到底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和衰落，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这点很多的学者是有一定认识的。

第二，我们有了数据以后，再讲智慧。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智慧是需要学习的。这就是现在发展最缺的一点。就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来讲，我们建了很多系统，但建完后就没有了输入，若有输入系统就能很好地转起来，也能很好地发展；一旦系统没有输入，这个系统就是死系统。中国到处都有信息系统，如果我们没有新的输入，就得不到学习，也无法积累经验，更谈不上对信息系统的升级改进，所以这也是信息系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系统没有输入？通过思考后我认为，因为我们很多系统是封闭的，如果将它开放，就可以对外部因素进行反馈，就能刺激它，正如我们人的成长一样，因为身处社会之中，很多外界的东西和因素在我们与外界打交道过程中会刺激我们，我们会不断地适应它，在适应中变得更加智慧，在磨练中汲取并积累到经验。信息系统也是如此，但现在很多信息系统是缺乏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所以很封闭。中国的问题始终强调的是体制问题，但也未必，体制上是有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开放的系统反馈的结果。

第三，我们国家投资大部分都在基础建设方面，这本身没有错，基础建设投了以后，农民工挣到了钱，他们把这些钱拿回去盖房子，房子盖完后又没人住，也卖不出去，这样的资金就没有什么效益，就无法为我们社会经济系统的任何方面产生任何的收益，在农村更谈不上农业现代化了。如今我们的经济就像一块纱布，筛过后漏掉的东西都不见了，留下来的都是些粗的东西，当然留下来的也不多。这就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投入怎样才能有产出。应该有一些机制把漏掉的东西捡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新一轮的收入，才能持续促进经济发展。但现在我们可能都在往纱布里倒东西，没有好的机制把漏掉的捡起来，所以我们的经济是散的，是纱布型投资体制，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就是投资效益的下降，它也确确实实在下降。

我们到底靠什么来投入，在哪些方面能有新的产出，只有找到这样的东西，我们的新的投资体制才能真正转起来，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投入进来。但非常遗憾，这还不是中国的问题。    人口红利在我们国家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

我们还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技术红利，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包括通讯、电力、计算技术，这些确实为我们生活和建设带来了很多方便，并直接推进了经济的发展。我感觉，从2010年开始的最近三年，没有更多地东西能取得以前那样大的进步，能更大地提高我们生产生活效率，几乎没有，我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内也不可能出现。所以我们不得不从数量提升转变到质的提升，现在大家挣了钱都想把它存起来，不去花钱、不去享受，如果不享受，我们怎么提升？信息开放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只有把信息真正开放出来，我们才能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第四，城市规划方面，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我们的城市规划图到现在为止还是保密的，这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现在讲智慧城市，有必要大家一起呼吁一下，把这些开放出来，要让城市的市民参与到城市的规划中去。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不是市长一个人说了算，他不可能了解到方方面面，不可能了解到基层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规划开放出来，让各个方面的人都参与进来，这样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好地适应他们的需求。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靠简单地拉动民间投资是不现实的，政府必须要把资金大量的投入到创新产业中去。把一些成熟的、基础性的东西要考虑进来，这样创新体制才能建立起来。而在中国只有政府才有这个能力。拉动风险能力高的创新技术、商业模式、甚至体制来发展，在中国完全靠风险投资去完成是不太现实的。

我们政府哪怕是做政绩工作，形象工程，也可以支持来做一些工作，政府有些方面需要冒险，我们的政策也给他们松绑。有些体制上的风险可能很大，但是这方面的风险不是太大，如果能形成这么一个共识，我们的创新体制发展起来，引导其它的体制在后面跟进，也许我们就能形成一个新的局面。

杨德海先生对于王尔琪先生的点评作了补充回应：我非常赞同王尔琪先生讲的，尤其信息公开方面，中国很多的问题就是信息公开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数据信息的公开，比如我们政府人员信息、交通出行数据、人员健康数据、社保信息等等，如果这些信息对社会公开，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做更好的服务，这些信息非常重要，这些信息资源实际上是由政府把持着，主要是存在部门利益，各部门没有将信息资源整合；第二是社会信息的公开。如果我们很多的个人信息、财产信息、工资信息都是透明化的，是有体制来监督的，就不会出现很多的贪污，受贿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很多方面信息不公开造成的。信息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寻租的空间了，比其他的空间还要大，但是信息里面有很多是不透明的。

北京大学城市管理学院城市计算与政策分析实验室研究员徐海涛先生对杨德海先生的演讲做了点评：

一直以来我认为智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互动，一个是学习。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世界应该由三种东西组成的，一个是物质，再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就是信息，信息是把物质、能源沟通起来，让大家产生认识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所以信息的重要性很好理解。当前来说，信息可能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我们用信息差产生了一些利益，也产生了分配上的不公平，这确实是存在的。信息立法要是真能做到就太好了。作为一种资源来说，它是有两面性的，我们立即把信息公开，这不见得就是好事，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中国当前的形势，市场是不是完全能起到公平分配，保证所有人公正的作用，我觉得还有待论证。如果市场起不到这个作用，我们应该有一个机制，来做最后的决断。

中国的发展更多是高层决定的，包括我们智慧城市这个概念的提出，更多都是体现中央的意愿。智慧城市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的体制，包括中国城市的发展阶段相比外国来说，更适合来推进智慧城市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决定了有些大的事情的推进是有制度保障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阶段来说，当前阶段，城市的一把手，城市的领导机构，他来主动推动智慧城市，是有利于这件事情顺利进展的。市长一个人说了算，在现在来说有一定好处。

我们认为在地球上有几个圈层存在，一个是岩石层，大气层，还有一个圈层，就是智慧的圈层。地球上有了人，有了生物，所以地球上产生了一个智慧圈层。我们觉得地球上有这么一个智慧的圈层，使我们的星球与其他的星球不一样。

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因为有了智慧的圈层而存在，所以才有了智慧的东西。城市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有了农业，有了工业，有了人的聚集，才有了城市的形成。城市不光有道路，建筑物，更主要是因为有了人，所以才叫城市。我们认为城市是生产发展的一个结果，更多的可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底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信息技术的爆炸，人类和以往生活状态完全的不同，这是我们现在的认识。我们认为以后有一个更宏观的，更概念性的定义，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智慧城市。

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智慧城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智慧城市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我国住建部给了一个官方的概念，对智慧城市的概念我们也有一点点浅显的研究。我们认为智慧城市绝对不是信息化建设，也不是数字城市，无线城市。智慧城市现在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是有一点可以理解，智慧城市它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就和产生人工智能一样，城市产生了它自己的一些智慧。

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提了这个概念以后，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从细节方面认识，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讲：

一是从信息化的角度来说，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有了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概念以后而产生出的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给自己找到一个市场，找一个出口，而进行的概念的包装；二是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还在加深，现在城镇化率大概是51%左右，未来还会进一步加深，预计到2020年左右，会再有3.5亿人进入城市，目前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城市里面去，那么这个城市该发展成什么样子？这就需要城市的规划者有一定的智慧，更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三是从产业转型的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以前各行各业都是以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产业的，未来这个产业是不可能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智慧产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比如旅游产业，它也可以发展成智慧产业、智慧旅游；四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主要是老城区和新城区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老城区规划得更好一些，而新城区在规划上会欠缺一些。城市规划是比较专业性的事情，甚至还涉及到风水的问题；五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智慧城市不光是开发商的事，也涉及到很多领域的公司和部门；六是从建设资金方面也应该有规划，比如投融资规划，应该从顶层做规划，就可以把智慧城市的规划做得比较符合实际一些。

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彭松先生从投资机会方面做了简单的点评：

我们公司下面有一个城市中国研究院，也是城市中国沙龙的发起方之一。我作为研究院下的一个分所——城市创新实践研究所的所长，从投资机会方面谈下我个人的观点。

从我国近几年来提出的一些概念，比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等，其实每一个概念的提出，地方政府都趋之若鹜，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什么才是一个尽头？所谓的创新实践怎么能够真正实践下来，这将是我们研究所下一步准备研究的问题。

第一，通过嘉宾对智慧城市的点评以后，我个人感觉，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国家找到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的答案，终极目标应该是智慧城市。

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在跟杨处长和两位嘉宾沟通以后，我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在杨处长讲的概念里面，其实没有过多的讲目标是什么，指标是什么，或者到底怎样叫智慧城市。而是讲方法、理念、过程，这个其实非常好。这跟我们以前提的内容都不一样。

以前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把它树立成一个目标，并向这个方向去走，但是大家没有考虑怎么才能走到这个目标。现在我觉得已经是很务实的想法，我们在考虑到底怎么才能建立智慧城市，通过什么手段，才能把智慧城市建起来，这是我从嘉宾分享结论里面，得出来的非常好的感觉，我们感觉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都是这种务实的态度，把它当成一个过程来做，不管未来发展到什么样，至少我们在向着进步的方向努力着，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

第二，对于杨处长提到住建部做试点智慧城市这个事，现在有200多个试点城市，大家都在抢做这个事。有的说是没有牌子，还有的说是没有钱，其实这两点都是有的。住建部已下发文件给各个试点智慧城市的城市名单，这本身就是一块牌子，因为它是红头文件下发的，即使没有牌子挂起来，但媒体是已经知道了的。

从媒体上看到信息，每个得到这个明确试点的城市之后都欢欣鼓舞，都自发的开始做宣传，通过各种渠道把此事宣扬出来。毕竟从我国上千城市中挑出来的不到200个的城市来试点，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所以不管之前大家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挤到这个名单里来，对这个地区都是一个宣传，一个招商引资的名头。

当我不知道智慧城市是什么的时候，我先搜索了智慧城市到底能带来什么效益。住建部从2012年底发了一个文件，各个地方开始申请报智慧城市的试点。国家开发银行今年1月份就确定要公开渠道发布，和住建部签好协议要支持800亿的贷款。国家开发银行是代表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它已经释放出来这样一个信号，是可以给钱的。

随后多家银行不断发布信息，也要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受信额至少在4000多亿的规模。其实在钱上面，是从金融机构反应出来的情况看出来的，已经开始要对这个方面进行倾斜了。发改委也发出一些信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利用智慧城市建设发放地方债，支持企业发放企业债。这些信息带来的信号，都是从资金层面上的，国家也好，金融机构也好，企业也好，都在支持这个事。有牌子，有钱，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政府都愿意做这个事。现在大家都知道，融资环境不是特别好，很多融资渠道都被堵上了。但是如果能打着智慧城市的名义，能拿到一些钱，作为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会非常的热衷于做这件事。

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怎能欢欣鼓舞。我们国家一旦针对某一个事下大力气去扶持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走偏，会走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步。

各个城市在报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书的时候，都提到了投资额度的任务，最多的有4000多亿，按智慧城市未来3、5年投资量进行规划的。

曾经，媒体上报道“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总投资可能达到几千亿，甚至两万亿。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这个数字会更大，平均每个城市的投资大概在200亿左右，包括很多产业投资。如果按这个数计算，我们现在200个城市，这又是4万亿的投资。一提4万亿，大家都觉得敏感，很自然会联想到现在的政府债务及现实问题。我们也在思考，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不是又会带来新一轮大干快上的一种做法，会造成大量政府债务。我觉得各个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它看上去是很好的机会，但也藏着风险和陷阱。我们详细分析了各个地方政府的任务书，这总共的4万亿涵盖面非常广，因为地方政府不了解智慧城市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报任务书的时候，把未来3、5年要投的项目都往这里面放，所以导致筐子特别大。这4万亿里面，估计可能也就5%到8%，是政府需要自己投资要建的。更多的包括基础设施项目，非盈利项目等90%以上项目，更多的还是需要社会的资金，金融机构的投资资金，由政府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式来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从这个意义来讲，对于政府债务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因为这些都是政府必须要做的，可能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还会有些缓解，或者是有利的促进，因为以往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在做一些单独的投入，没有形成互联互通，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统筹和利用，造成费效比不好。

从智慧城市的理念建设上来讲，如果一开始就进行合理的规划，几个部门共同投入，共同完成一项建设，在投资上就能进行很好地压缩，对未来城市发展建设，也会有一个有利的作用。智慧城市建好后，对各个地区的产业，税收，会有一个大的促进，反过来又会缩减我们债务的规模。

最后一点，就是怎样实现这个目标，5%的投入翘动4万亿，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但还是有方法的，住建部在第二批下名单的时候，要求各试点城市要制定各自建设智慧城市的投融资规划，原则也很清楚，那就是政府引导，社会投资。下一步，需要大家重点去研究，投融资规划这个概念和方法，我们在2006年就提出来了，当时更多的是用于新城的建设，现在智慧城市这个领域里，怎样做好智慧城市的投融资规划，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最核心一点，就是要分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4万亿可能只有5%是需要政府投入的，投什么非常重要，把5%用好了，剩下的资金就能跟进来。若用不好，大家一看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就不愿意跟进了，这就是一个起点问题，所以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分清楚，政府投什么项目必须要明确下来。

第二，要设计一个很好的盈利模式，能让社会资金进来。想让社会资金进来，投资者都很聪明，不会做不赚钱的生意。比如智慧交通方面，投资人投资了设备，靠设备抓到违法车辆罚了款后拿提成，这样就有收入来源，所以这种盈利模式应该设计出来，设计好了以后，社会资金才能进来。

第三，统筹和持续安排的问题。住建部列了智慧城市建设的10大项目，这10大项目哪些应该先建，哪些应该后建；哪些建好了以后，对后续的项目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带动和推动作用。这些需要各个城市政府好好地研究分析。

第四，就是这些项目落地生根问题。现在大家为了争取资金、争取政策，有些东西是虚报的。下一步，一旦试点了，就要真刀真枪干了，需要各个投资人好好地分析，到底哪些项目是必须建的，这就需要对项目进行深度谋划，搞好设计，这样才能把投资尽量压缩，因为我们国家债务水平毕竟还是比较高的，投资带动的效应还是会慢慢的变小，需要我们对投资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上述几个方面做好以后，后续智慧城市的建设才能真正实现落地生根。我也希望智慧城市是我们这个国家提出来的最后一个概念，真正能把它做好做实，对我们个人生活也能带来一个利好的效应。

沙龙下半场，由彭松先生客串主持人，内容围绕智慧城市的产品或服务及其买卖双方，讨论方式也进行了创新，给各位嘉宾发了一个题板，以填空方式完成“谁愿意为智慧城市的什么买单”，以及“谁有能力为智慧城市提供什么”。

首先，从各位嘉宾的答案来看：杨德海先生主张的是居民愿意为智慧城市的社区服务买单；运营商能为智慧城市提供一卡通产品。王尔琪先生主张的是投资者会愿意为智慧城市的创新机会买单；消费者会愿意为智慧城市的高质量生活环境买单；信息平台提供商有能力为智慧城市提供时空信息共享平台服务和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徐海涛先生主张的是政府愿意为智慧城市的管理提升买单；市政服务提供商有能力为智慧城市提供信息运营服务。柳克俊先生主张的是愿意为智慧城市的海军规划买单；自身有能力为智慧城市提供信息工程方面的产品和服务。

其次，从大家的主张来看，比较多的是消费者和居民，居民愿意为智慧城市的社区服务买单。社区服务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养老、文化、医疗都在社区服务里。还有一个服务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时空信息共享平台，这个对于社区服务的提升能起很大作用，以前养老无论是举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都是采取单对单的服务方式，但是现在需要一对多，多对多的方式，怎样才能实现？这就需要提供信息服务，有了时空的共享平台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在社区养老中心就可以时时监控养老家庭的需求，这样就真正能够实现养老的提升，才能提升盈利水平和效率，才能真正让养老产业成为一个赚钱的产业。

主持人：杨德海先生您感觉从社区服务和时空信息共享平台之间，还能建立什么样的市场机会？或者有什么产品可以衍生出来？

杨德海：首先，社区服务是有很多的需求，不仅包括养老，还包括家政、紧急呼叫、智慧家居、智慧社区，从幼儿到老人，从家政到安保，包括一些高端住宅区的安全等等，很多方面都有诸多需求。新的信息技术有可能提供比如智能家居，未来人还未回家，电饭煲就开始按设定的时间烧水，自动煮饭等等，这是智慧城市的一个重点方向。我们智慧城市落脚到社区，这有巨大的需求，有巨大的技术发展应用，目前就能够形成生产力，已经有很多的应用。其次，是时空信息共享平台。空间信息是非常通用的，不仅在社区，包括政府、企业等等各个方面，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发生了不同的事情，时空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做很大的支撑，在智慧城市阶段，我们空间信息在城市区域是一个统一的空间信息，大家用统一的一套坐标系，无论是外卖，家政、紧急救助，都基于同一个坐标系上，它就是一致的，就不会出现偏差。社区服务可能有很多智慧化的基础，但是公共的时空信息平台，包括信息共享是非常技术的。

主持人：杨德海先生是站在买方的角度。但作为卖方，哪些方面能提供这样的服务，或者形成产品，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听听王尔琪先生的想法。

王尔琪：这里面孕育着非常多的机会，也可以解决我们实际中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服务它是和位置相关的，随着时间的演变，它的状态和位置都在发生变化。如果把信息共享，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我们交易的成本。但这也同样面临一些情况，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因为新的模式以前从来没有过，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的，所以是否存在法律制度的准备；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业是有一定的公共性质，它的问题在于你怎么去获得收益，如果没有一个持久的商业模式，这个运营怎么保证它更好的服务。在北京已经建了好几个系统，但是建了以后，后面运营有很多难题。怎么样运营和服务，一定要有一个持续的、良性的、发展的一个收费渠道，不管是直接收费还是从政府中获得鼓励，它必须要是可持续的。北京相对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现在也面临困难，前期投入容易，后面运营采购就出现麻烦，每年政府如果专门拿一笔钱来采购服务的话，财政上也很困难。因为建个系统容易，购买服务还是有一些障碍，因为你直接面向终端收费，这个服务是零散的，每次服务收费非常低，服务的成本甚至比收费的成本还要高。

杨德海：这个商业模式牵扯到很多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观念，另一个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能不能达到，还需要创新探索。据了解，台湾很多企业，推出了智慧健康，智慧教育，智慧出租车等，他们在信息化方面走得比较靠前，在技术和商业模式探索上，他们的技术并不比我们高级，他们在商业模式和整体运营组织模式上，走得比较靠前，很多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运作。在台湾或者西方，政府很少买单，最多给一个政策，他们做得非常好，这需要新的观念和技术的引进。我们下一步要把台湾的一些产业机构，包括企业引进过来，包括他们的思路，和我们的企业对接一下，一些新的模式要结合起来，因为他们也需要本地消化。

主持人：在信息平台这个层面上，我们可能技术不比别的国家差，可能已经做到了比较好的技术，剩下的就是怎么把它们融合起来，需要有一个商业模式的设计，怎么把好的技术和需求衔接起来。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商业模式，从买方和卖方产生的一个东西就是商业模式。就刚才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听听观众的想法？

观众甲：商业模式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模式问题，一说到政府的事情，就难以进行，比如市政工程，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社会化，但是在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市场准入，你和政府打交道，做公关我们才能进入。盈利模式设计不好，政府也不愿意出钱，我们做工程的人也没法垫钱。例如：我们做了一个项目是城市区域地沟油管理，这里面确实有很大的利润，因为很多掏地沟油的个人和企业都靠这个发家了，甚至赚了很多，但是想管理好为什么那么难呢？这是一个利益再分配，怎么打破现有的垄断模式，把这个蛋糕重新做分配。这就考验政府怎么去设计一个更好的盈利模式，使各方面都有利润，能把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管理好。

观众乙：我们做过几个案例，香港一家上市公司，他们的物业，他们打造了一个商业模式，如果一家地产公司能够团结起来，他手下的物业有50到100万的居民，他就可以设计出一种商业模式来。我们认为过去十年，物业公司、地产公司不觉得是好的资产，未来10年，我们鼓励大量的收购物业，因为有物业就有老百姓，就能创造线下线上的平台。

为了更深入探讨商业模式，主持人把徐海涛和柳克俊先生的观点主张进行了组合，就政府能力管理提升和系统工程之间怎样建立起桥梁，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

柳克俊：如果把智慧城市这个事情抓好，对我们建成小康社会是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刚才所讨论的那些问题，都可能概括了以前不足的地方，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一方面就是机制体制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政府政策的问题、信息孤岛的问题。但是每次议论完了之后，有的落实有一定的成效，有的就离目标差距很大。为什么持续不下去呢？根本原因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利益的分析不够，最根本是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提到的盈利问题、商业问题，还有很多机制问题，推行不下去，根本问题是利益问题。

第一，咱们不要回避，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对利益问题把它做透，了解清楚，以最多人民的利益为基准，采取各种方式，深入地研究，并且把它协调好。不为个人来争取利益，不为小团体而争取，而是为了广大群众争利益，这是光荣的，不要躲躲闪闪，利益问题很重要。

第二，要加强监督，要把权利和义务很好地结合起来。有牌子，又有资金很热闹，但是没有达到指标的话，后果也要先把它算好。要加强监督和业务和权利的配合。

第三，随时加强监督。未来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要时时了解情况，假如你不知道现在的态势，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你这三点抓好了，就要系统地来考虑，另外工程一定要按时保质保量交工，还有要领导情况跟踪，跟踪的时候，第一要有知情权，另外还要有保密权，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义务，都要说好。最后的效果作为最后评价，不评什么奖，不评什么人，关键是最后大多数的人真正得到了利益，使老百姓心中那杆称最后得人心。只要我们国家强大了，大家都好，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从大局上考虑，我们要加强联系，加强沟通，大家共同努力。

主持人：柳克俊先生谈到的利益，不是挣钱，一个城市管理当中，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包括我们老百姓，包括投资人，包括政府，这个系统真正运行下去，城市管理能够提升的话，是要保证各种利益主体都得到利益的均衡，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支持这件事。另一方面就是监督，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下，已经做得很充分了，包括信息公开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怎样把监督的事做好，也能为智慧城市提供一个有利的参考。

徐海涛：我们一直提倡现在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智慧城市有很多技术手段，或者理念，可以应用到管理创新里面来。我们现在非常流行舆情监测，政府采购这个软件，就是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但这个软件对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们很需要智慧的系统，智慧的软件，它能很好的满足政府的需求。一个城市的管理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管理，系统工程完全可以应用到城市管理中去，只是我们要想一个更好的方式方法，把它应用到中间去。

主持人：把系统工程应用到城市政府的能力管理提升方面，荣邦瑞明提出的投融资规划方法本身就是一个产品的创新，它是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在投融资这个领域，为政府提供一个系统化的解决方法，城市管理当中，不都是点对点的问题，而是一连串的问题，必须要系统化的考虑，要找到根源在哪里，找到一个治标又治本的解决方案，这个比较重要。

观众丙：我们一直在做投融资规划的工作，也接触了很多地方政府，政府需要建立一个大数据系统，将城市基础信息，从规划、建设，包括城市管理、社会运营信息，全部做在一个大的数据平台里面。他们需要一个信息的反馈，这个平台对于这个城市，对于参与的各方，包括未来的公共事业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都有了一个平台，可以做未来的社会创新，还有新的商业模式。我觉得智慧城市的模式，在基础层面，大数据这个层面，这个层面是不应该讲谁来赚钱，就是应该政府为这个城市做一个基础的部分。但是在出口，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方法，来使政府前期的投资得到反馈，政府为这个城市构建一个模式，最终还是出口来实现。    

主持人最后把王尔琪和杨德海先生的观点主张进行了组合，看看创新机会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之间能结出什么果来。

王尔琪：作为技术来讲我们提供服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机会。我感觉中国既不缺乏机会，也不缺乏资金，关键就是怎么把资金用到需要资金的地方去。如果找到了这个机会，就可以产生出新的业务，商业模式，而且效益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最传统的领域，有很多东西会有增长，这些行业里面，我们感觉可能很难形成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比如一卡通，一年就算增长几倍，但是不可能像百度那种方式去增长。这里面到底有哪些机会？比如这个机会投资下去，如果没人参与，就成了一个独角戏，没有人参与就很难持续的。现在智慧城市里面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有，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到底在哪些地方，可能大家都问，我们现在也非常关注，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机会，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其他的投资，我们都是可以合作的。

杨德海：现在讲的一卡通，它是一个带有市民卡的身份，同时它带有小额支付功能，这样一个流通的卡。因为这样一个卡，我们进入移动的时代，大家出去可能就一个手机，甚至无纸无钱包，出去就一个手机，一个卡就解决问题了。我无论去买菜，去医疗，去乘车等等都整合在一起，相当于是城市小额支付都整合在一起，我们就不需要钱包里装很多卡，甚至包括商场打折优惠的信息都集中在一张卡里。所以现在有一些试点城市在做，也联通了几个城市。在新的时代用这样一张卡，具有识别身份的卡，它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甚至对我们金融都会有冲击，它带来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各个城市做的一卡通都比较多，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优质的资源，是可以运营的东西，为什么还没有联通呢，这跟中国的信息化现状有关系，大家都各自为政，在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行业，有的搞地铁，有的搞小额支付等等。我们信息技术发展首先是各行各业，各个层面上先遍地开花，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都认识到，必须要互联互通。这个卡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出来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又出来了新的标准，有几家大的银行，包括几个城市的卡已经实现了联通。所以从国家的层面来讲，你要制定标准，像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一样，原来我们建了很多系统，现在就要打通，要先从标准做起，如果一开始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能会更好一些，目前来说我们是应用先起来了，所以才有这个乱象。

现在智慧城市还讲到商业模式，智慧城市其实它是有很多市场机会，很多的商业模式，包括运营思路，我们说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想明白，不代表它没有，它可能在其他地方，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国家已经在开展了。因为每个城市，每个地方的特点和发展程度不一样。同时它反映了我们城市的运营商面临更多的信息的机会，实际上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机会和定位。我举一卡通这个例子，是因为一卡通代表了城市的优质资源。同样，城市还有一些地下空间，这代表我们智慧城市的机会非常多，潜力非常大，这需要我们来发现，我们要智慧的方法来智慧的建设运营模式，包括商业模式，我们来寻找这种机会，找到我们企业的或者个人的定位。

主持人：从几个关键词来看，真正要形成市场机会，不光只是技术的成熟，或者是用户的存在，更多的还是有赖于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些商业模式，必须得有一种盈利模式设计出来，更多的还在于要打破目前的这种体制机制的问题，最后能够实现在整个系统内利益的均衡，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

以上由荣邦瑞明城市中国研究院根据沙龙活动现场音像记录整理，尚未与参会者逐一沟通确认，如各界专家及读者对内容有疑议，请联系我们：ccs@rbrmcn.com